１９－０５－０１
https://www.facebook.com/MTmelove/posts/1397103360430488
郭董的「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雖然有商人之「國際觀」，但仍未達「國家戰略觀」之標準。「三贏論調」之所以不是一個好的「國家級戰略」，原因在於這並不符合國家的戰略原則，正如「和平可以談，軍備不能廢」一樣，台灣可以讓利，但國家必須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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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日前，身為台灣巨商的總統擬參選人郭台銘，在其個人臉書粉專頁PO出一篇文章《美中貿易戰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在該文中，郭台銘身為全球赫赫有名大企業家，首度提出他個人「國家戰略」，郭台銘說，他想要「為年輕人創未來」，觀諸全文要旨，他的「國家戰略」是建構在「三贏大戰略」這個大觀之上。
郭董在4月30日馬前總統辦的這場「經濟論壇」的演講上說：「美中貿易的劇變，將帶給我們人類文明的另一次突破和挑戰，影響不但是空前而且是巨大的。這會是台灣的挑戰，但也會是一個最重要的機會」。
按其言推之，郭董的國家戰略思維，其意旨為：是希望讓台灣在全世界中找到一個立足點，而其中大戰略的標語便是「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郭董認為，必須如此方能發揮台灣的優勢，而得以創造三贏。（※）
身為一位總統候選人，雖然郭董是所有諸人當中唯一提出有較為具體之「國策大綱」者，然而，米勒亦不得不說，其所謂之「台灣戰略」，雖然有商人之「國際觀」，但仍未達「國家戰略觀」之標準，不論是從經濟的角度、或是台灣國際地位的立場與現況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台灣的）國家級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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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搞錯你的命題層級
米勒在2017年8月的一篇文章（《重新設定命題》）中談到「命題的層次」。
如就戰略層次來看，「命題」可分為三大層面：最高層的是策略層次命題、中層的是營運層次命題、基礎層的是行銷層次命題。
另就組織之影響層級來看，「命題」也可分為三大層級：國家級命題、產業級命題、企業級命題。通常「命題」一旦設定完成，它可能就會形成這個組織未來要依循的方針、藍圖以及定位之框架。
上個月（4月11日），米勒另寫了《解題還需命題人》，因感於企業在命題階段便常卡關，那藉上文以補記「企業級命題」此一課題，故而，該文並未就「國家級命題」及「產業級命題」另做陳述。
為什麼米勒說郭董這話不及格（未及「國家級戰略」之標）？
原因就是，郭董講的「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這只是一句口號式的標語罷了，它完全沒有打中「命題」，換言之，郭董的論述已經「離題」了。
（離題原因：郭選的是台灣總統，不是世界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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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家級命題，是指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用以制定這個國家的指導方針、國策主軸、或是提出這個國家今後想要發展之核心價值主張。
比方說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所提出的「美國優先」主張，就是延續其競選主張；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提出「安倍經濟」政策（安倍三箭：寬鬆貨幣政策、擴大財政支出、結構性經濟改革與成長策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也將經濟命題視為是最重要的國策主軸，為穩住經濟成長率不低於7%，習近平所設定的解決方案是以擴大聯外貿易為命題，於是提出「一帶一路」方略。
同樣都是以經濟做為命題，台灣在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設想的是以擴大內需振興方案做為解題主軸，「消費券」即其具體方案之一；繼馬而後主政的蔡英文總統則是以「轉型正義」為其治國主調，但是這個轉型正義主張並不是以導正價值為優先，而似是以之做為清算對手政黨之口實，即使其端出名為「前瞻」卻不見前瞻性和必要性的基礎建設計畫，也可清楚見出蔡政府的國家級命題方向是將民生經濟議題置於政治議題之後，錯誤昏聵的政策方針、加上雜亂無章的施政作為，讓蔡英文成為史上民調崩跌速度最快的台灣總統。
(重新設定命題：https://www.facebook.com/MTmelove/posts/98637644816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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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猜想，郭董的「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是出自於其先前「將和平置於國防軍備之前」言論之延伸，然而，這樣的「三贏論調」並不符國家戰略原則，因此，郭董的論述不但「離題」，自也更與「國家級命題」相背甚遠。
（問題不在和平，而在三贏論調；「三贏論調」之所以不是一個好的「國家級戰略」，原因在於這並不符合國家的戰略原則，正如「和平可以談，軍備不能廢」一樣，台灣可以讓利，但國家必須追求益先──益在他國之先）
如果郭董喊出「台灣優先」、或是「以成為亞太創新中心為戰略目標」、或者是「打造全球高科技供應鏈的國家級基地」…，這樣的話，都算得上是「國家級命題」的國家戰略(優劣先不論)。
但是「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不是一國家級戰略，而只是商人眼中的戰略，是將台灣視為國家財團，用以去逐世界之財，然而這樣做的話，則無以彰顯國格，會把台灣這個國家的國格變不見了。
因為商人可以無祖國，但國民必須有祖國；「商場戰略」可以追求三贏以利大局，但「國家戰略」的根本是「本國利益必先優於他國」，此乃所有國家皆然之理。「國家戰略」與「商場戰略」都可以讓利，但其大前提必是「計利終將當計母國利為先」（可以不弱他，但是須強我），所以「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只能當是對外示好的口號而已，若拿它當真正的國策、國家戰略，將陷國於不利。
基本上，國家戰略必不能脫離這兩點核心：「國家安全」與「照護人民」。
尤其，台灣的國際地位不但異常敏感而且特殊，當前（這一二十年間），台灣的政經環境又已陷入極脆弱且易於分崩化之危險氛圍之中，所以，愈是這個時候，「國家安全」愈發是第一優先之國家戰略。
此外，「照顧人民」有很多重的意義，包括經濟面、民主面（依該國家的民主化程度而有所不同，比方低階的言論自由、集會遊行自由…等基本人權之民主，到中階之爭取各類的平權與維權運動，再到更高階的極端開放訴求，例如通姦除罪化、高標的消費者保護法令、或性權自由、槍枝合法擁有…等）、民生與社會面…等都是。
其中，對於經濟高速成長的國家而言，其「照顧人民」的戰略可能會是「財富與資源重分配」（例如：如何解決貧富不均、提振經濟與創造就業機會…等），或是以「國家與產業經濟轉型」做為國家之重要戰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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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舉個例子，新加坡的國家戰略又如何呢？
新加坡地小人稠資源寡少，早年新加坡的國家戰略是以國家安全及經濟成長並重，我們印象中的新加坡就是一座「亞太金融中心暨貿易中轉重鎮」。
數十年下來，當新加坡的經濟已經起來了之後，如今他們最新追求的國家戰略則似乎是朝向"不爭而爭"的方向，其戰略目的可能同時涵蓋了國防、外交與經濟三面向。
與其用大力投資軍事軍備而引人矚目的方式，不如重新思考新加坡在亞太地區的新定位，同樣是以和平做為其國家戰略要旨，但新加坡並不是以和平當口號（因為無法圖利任何國家，而且和平不代表要自棄軍備），而是在表現上，便展現出更清晰的具體作為，例如先前促成「馬習會在新加坡」便是，這種似有若無的國家戰略，不但更高明（像新加坡這樣，國家戰略對了，國防、外交與經濟三者的目標，也都能一併遂行），而且可以延續新加坡這個國家的經濟成長，這樣子的戰略思維不僅是一個很好的「新成長動能」戰略，也能達成其不斷追求區域穩定之目的，又可以在國際中為自己掙得一個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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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要提醒郭董，須正視「國家級命題」與「企業級命題」之差異；就戰略層次來看，也莫要搞混了「策略層次命題」與「營運層次命題」。
把一個國家（台灣）當成一個集團經營，在本質上或許沒有大錯，但在命題上卻是錯誤的，國家級命題與產業級命題和企業級命題不同，三者不可混為一談。
【發表於：2019/05/02 ─── 米勒的行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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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機遇和挑戰】2019/04/30 郭董演說全文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我會參選，如果我當時有動了參選的念想，我就會請馬總統邀請各方勇士們，各自發表演說，而不是我一個人，所以我特別拜託主辦單位下午務必讓我和幾位勇士們平起平坐，先向大家說一聲抱歉、感謝！
各位早安，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報告：「美中貿易戰對未來台灣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在美中貿易的壓力下，中國市場不只會更開放，而且會有驚天動地的開放。中國市場將開放給全世界，問題是我們的台灣，我們的中華民國，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同樣的，美國遭受到的調整也是很巨大的，尤其是產業鏈的重新布局和建立。像是美國國內的很多基層工人要再教育，尤其是5G的時代要來了，有兩個大的重點：第一是「資訊高速公路」的快速佈建，第二是AI要如何跟各行各業做跨領域的整合，這都需要一段磨合期。
所以這也會導致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提早爆發，這次美中貿易的劇變，將帶給我們人類文明的另一次突破和挑戰，影響不但是空前而且是巨大的。這會是台灣的挑戰，但也會是一個最重要的機會，所以我們要如何發揮台灣的優勢，來創造三贏，讓「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尤其讓這個世界沒有人需要因為經濟困境而發動戰爭，只有在台海和平之下，再加上找到對的國家產業方向，及有執行力的領袖，才能創造台灣經濟的新未來，找回台灣的經濟奇蹟！所以我在這裡要再次強調「台灣獲利、美國達標、中國轉型成功」的三贏目標。
首先我認為，美中貿易戰必會達成協議，但是大國崛起所引發的科技競爭才剛開始。所以我要告訴大家，大家都說要拚經濟，但其實涵蓋面是不夠的，因為未來經濟的核心在科技整合，特別是各行各業與AI的整合，所以我們要拚的是科技、是AI！
我們可以預期的是，未來很有可能會演變為科技戰，尤其在下列領域：人工智慧、5G通訊+8K超高清視頻、先進製造網路化、微晶片和半導體、超級電腦及軟體定義網路、量子電腦。在這個科技戰之下，台灣千萬不可妄自菲薄，台灣其實具有很多優勢，可以創造我們的機會。我們台灣經濟其實在美中之間是有獨特地位的，第一，我們和美中兩大經濟體之間，具有長期「經濟共生」的關係，美國和中國大陸都與我們有密切的經濟貿易往來；第二，我們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可以共同形成以東亞為核心的世界供應鏈；第三，台灣高科技業的發展是有基礎的，我們具有完整和綿密的產業聚落，隨時可以在美中科技戰中扮演重要角色。
另外，對台灣經濟的機遇和挑戰如下：
中華民國是美中貿易戰的重大利害關係人，講白一點，等貿易戰一落幕，由科技競爭取代後，美國的許多高科技產品，也會繼續在中國大陸生產，但某些敏感性產品美國會選擇在離大陸有「一臂之隔」的地方上生產、投資或與當地廠商合作，所以台灣將是首選。我們在這時候要善用我們的ICT，也就是「資訊與通信科技、電子半導體」產業實力，這樣就可以翻轉台灣經濟。
中國大陸在歷經這次貿易戰，將加速發展其自有科技，在此過程中會對台灣產生新的機會，不容錯過，所以我們要加速高科技方面的投資，未來科技發展及架構面向沒有G20只有G2，就是美國/中國大陸競爭各自訂出來的規格標準，未來的世界將是One world、Two systems。另一方面在美國我們也有機會，當初川普當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國中西部的中產階級因為舊產業凋零、新產業缺席而沮喪；所以要解決這個貿易戰的根源問題，應當幫助這些州發展新產業，在當地做傳統產業、科技農業的投資，所以這是台灣各行各業，甚至於被認為產值比較低的農業，擴大發展基地的機會，我郭台銘希望可以有這個機會，帶著台灣這一些我最尊敬，也是最辛苦的優秀農民們，結合我最熟悉的AI，一起進軍美國，在這裡我想借用敬重的韓市長一句話，因為他的口才實在好太多了，那就是優秀農民發大財。
我們知道，任何經濟體最後決定盛衰的關鍵就在於人才。台灣一定要加速培育人才，才能讓台灣經濟脫離平庸成長的陷阱，也才能再次創造經濟奇蹟，許年輕人一個未來。
我這次會動念想要參選，有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就是想要為年輕人做點事情。台灣目前面臨到許多挑戰，如果台灣領導人沒有做好面對挑戰的準備，未來年輕人將會活在一個絕望的台灣！全世界的年輕世代都面臨共同的困境，他們低薪，他們負債，他們無法學以致用，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正在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脫節，許多人只看到他們的憤怒，我看到的是他們在憤怒背後說不出來的絕望與沮喪，但是現在政府卻讓年輕人坐以待斃，所以我看不下去了！我是一個經濟人，沒有政治權力的慾望，我只有想讓中華民國好的慾望，我只有想讓下一代年輕人站起來的慾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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